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总统终于宣布启动8万个红白乡村合作社（Kopdes）的运营。启动仪式于周一（2025年7月21日）在中爪哇省克拉登（Klaten）县本坦岸（Bentangan）村举行，并展示了103个即将作为试点项目的乡村合作社。
成立这些红白乡村合作社的举措可谓雄心勃勃。通常，合作社是在村民达成共识后成立的，因此过程缓慢。然而，此次总统下令在印度尼西亚全国所有乡村/社区（desa/kelurahan）同步成立合作社。在短短几个月内，数万家红白乡村合作社便组建起来。
显然，乡村居民热情响应了普拉博沃总统的这一构想。他们期待每项价值高达数十亿盾的各种项目和援助资金注入各家合作社。这意味着政府为了8万家合作社，将有数十兆盾的预算流向乡村地区。
这些乡村合作社的设计，相比往日只提供存款贷款服务的乡村合作社更具进取性。这种新型合作社将负责基本必需品的买卖、化肥和液化石油气（LPG）的分销，以及开设药房、出租农业设备以及其他商业活动。合作社还旨在能够开发其运营区域内的有潜力商品。
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Andi Amran Sulaiman）表示，乡村合作社（Kopdes）将在粮食稳定计划中发挥作用。粮食分销链将得到简化，从而使主食价格更加实惠和稳定。乡村合作社的存在将消除中间商牟取暴利的做法。
在众多合作社纷纷破产的现实中，建立“红白乡村合作社”的构想颇具吸引力。事实证明，维持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并非易事。过去，曾有一些合作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后来纷纷衰落并消失在时代洪流中。原因多种多样：包括资金被挪用、管理层争权夺利、在竞争中不敌非合作社企业以及其他诸多因素。
过去五年间（2019-2024年），因不再活跃而被解散的合作社多达8万2千家，合作社的数量持续减少。 2014年，记录在案的合作社约有20万9488家，但到2023年仅剩13万0119家。在该期间解散的8万2千家合作社中，没有一家提出异议。这表明这些合作社确实已名存实亡。
大型合作社企业也多有陷入困境。记录显示，去年几家问题合作社给客户造成了数十兆盾的损失。合作社部处理过八家给成员造成高达26兆盾损失的问题合作社案件。
除了合作社领导人不当行为引发的案件外，当前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经济环境也使合作社难以竞争。
因此，普拉博沃总统的宏伟计划将面临重大挑战。这个构想很崇高，但要将其维持为一个成熟且可持续发展的业务单位并非易事。红白乡村合作社肩负着一项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政府使命，即稳定农村地区的食品价格，同时改善其成员的福利。
普拉博沃总统或许正在设计一种类似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合作社（KPF），甚至规模更大的合作社经营模式。目前，KPF拥有超过30万成员，其商业活动日益扩展。该合作社管理着近5万公顷的油棕种植园，并经营着多个房地产项目。 KPF甚至在沙特阿拉伯管理着与马来西亚朝觐（haji）和副朝觐（umrah）朝圣者住宿相关的资产。 KPF已经发展得相当迅速，并使其成员受益。
印度尼西亚以往的经验则大不相同。我们发展良好的合作社所剩无几。如今，位于玛琅（Malang）市的SAE Pujon合作社仍在持续发展，去年其营业额约达3000亿盾。我们还拥有印尼豆腐和豆饼合作社（KOPTI），它为数千家豆腐和豆饼生产商提供大豆和其他原材料。
我们希望未来在拥有类似农业中心的地区，例如布雷贝斯（Brebes）的洋葱种植区，以及园艺、咖啡、橡胶、可可、盐、甘蔗、渔民等众多产业，红白乡村合作社都能够参与其中，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在类似的农业中心，管理应该会更容易。农民将拥有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共同进步，改善福祉。
从理论上讲，发展红白乡村合作社对于提高人民福祉是简单且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却是另一回事。挑战众多且不易克服。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管理人力资源的匮乏。他们不仅要技能娴熟、敬业奉献之外，还必须具备创业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