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人民协商会议（MPR）研究机构副主席阿妮莎（Hindun Anisah）认为，由超过一个部门管理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引发了制度性问题。因此，她表示，目前乡村治理仍存在二元性。一方面，乡村被视为社会文化实体，另一方面，它又被设定为政府结构的一部分。
阿妮莎周二（12月2日）在雅加达的书面声明中说，“许多部门都在管理乡村事务。由于管理方众多，导致职权重叠和项目实施冲突的情况。”
周一（12月1日）在日惹举行的主题为“分权、地方自治、地方政府与乡村”的焦点小组讨论会上，阿妮莎指出，目前乡村同时由三个部门管理，即内政部、乡村部和财政部。
另一方面，阿妮莎还强调了1945年宪法第六章关于地方政府的规定。她认为，这一点是否与时代发展相符，仍需进一步讨论。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她表示，宪法明确了从职权、机构、财政到监督等各方面都应保持平衡关系。
不过，阿妮莎说，“我们看到在实施中仍面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同一讨论中，加查马达大学（UGM）副校长阿里.苏基托（Arie Sujito）表示，2014年关于乡村的第6号法律（后经2024年第3号法律修订）实际上已经使乡村变得富有活力。他认为，根据该法律，乡村取得了显着进步。
阿里.苏基托说，“乡村出现了社区参与运动，乡村经济随着赋权计划和实践而发展，村际合作得以开展，涌现了许多社区创新，在乡村实践层面存在着民主的活力。”
然而，随着地方和乡村技术官僚体系的膨胀，阿里.苏基托认为政策实施出现了滑坡。他指出，乡村经历了过度的官僚化和制度化，导致乡村职权以财务管理的合理化和协调为名，系统地转移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
加查马达大学副校长阿里.苏基托说，“两个部门的项目存在重叠，类似的项目由于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实施中经常出现不同步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造成了官僚体系的混乱。”（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