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宗教节日，特别是开斋节来临之际，牛肉价格总是不可避免地上涨。这种现象通常被解释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即当需求急剧增加而供应有限时，价格就会飙升。遗憾的是，印尼政府应对价格上涨的政策往往倾向于短期和行政干预，未能触及国家畜牧业上游领域的结构性根源。
根据评估，国内肉牛、奶牛和水牛的供应量持续大幅减少。在2013年，牛/水牛存栏量为1423万头，到2023年减少至1179万头，降幅达17.2%。 2018年，牛肉产量记录为39.2万吨，2019年略增至39.7万吨。然而，2020年产量出现下降，总产量为35.4万吨。随后几年产量再次回升，2021年产量为38万吨，2022年为39.1万吨，2023年为39.4万吨。
尽管产量有所增加，但国内的牛肉需求仍远大于其产量。在2018年，全国牛肉需求达到66.3万吨，并在次年增至68.3万吨。与产量一样，2020年需求下降至63.6万吨。然而，2021年需求再次上升至66.4万吨，并在2022年显着飙升至73.7万吨。2023年，牛肉需求略微下降至68万吨。
根据预测，从2025年到2035年，牛肉总产量和总需求均呈上升趋势。预计国内牛肉产量将从2025年的38万吨逐步增加到2035年的51.1万吨。这一产量数字与包含常规需求以及为4100万人提供免费营养餐（MBG）需求在内的总需求相比，仍然相距甚远。
预计总需求也将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持续增长。2025年牛肉总需求为87.2万吨，这一数字预计将逐年增长，到2035年将达到101.7万吨。另一方面，肉类，特别是水牛肉的进口量显着增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人口增长和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国内牛肉需求的趋势恰恰在持续增长。
基于上述现象，印尼对进口牛肉的依赖日益加深，导致牛肉价格急剧上涨。在价格调控方面，政府仍采用传统政策手段，即对育肥场和屠宰场的活牛价格设定上限。其实，这两个环节存在诸多影响最终售价的变量。例如，进口牛的价格深受盾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此外，将饲料转化为体重增加的能力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还有，屠宰场生产的胴体质量也会影响销售价格。由于变量众多，设定价格上限反而可能扭曲市场机制。
这一政策对肉牛育肥行业造成严重冲击。当进口牛的到岸成本达每公斤6.3万盾，而政策强制育肥牛活体重售价仅为每公斤5.5万盾时，养殖户必须通过数学计算将肉牛日均增重提升至2.5公斤才能弥补成本差额。但从生物学角度看，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实现。在经营压力下，可能出现危害消费者的违规行为，例如滥用生长激素或囤积活牛待价而沽。这种状况还导致印度水牛肉进口激增，带来口蹄疫等动物疫病传入风险。
2022年口蹄疫疫情暴发后，肉牛短缺问题加剧。东努沙登加拉、西努沙登加拉、巴厘岛和马都拉岛等主产中心的活牛价格已近乎与爪哇岛消费中心的牛价持平。供应链格局因此改变，供应商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开始转向棉兰、亚齐等此前未被充分开发的地区采购。与此同时，育肥企业则转向从澳大利亚进口价格相对低廉的水牛作为替代方案。
为了应对牛肉价格过度波动并避免其负面影响，政府需要制定触及问题根源的价格调控策略。在短期内，必须理解临近节日时，消费者通常只购买纯肉。而内脏、牛蹄、牛头等副产品因需求量减少导致肉商亏损。结果，这部分亏损就被转嫁到纯肉价格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介入收购这些副产品，从而使亏损负担不完全由纯肉价格承担。
此外，政府应该采取财政激励政策，如在节日前免除或降低进口牛的关税，这有助于稳定价格。长期来看，主要解决方案是增加全国牲畜存栏量。口蹄病疫苗接种计划必须大规模、持续且连贯地执行，不能像以往那样断断续续。此外，如果不通过改善繁殖、动物健康，以及支持民间养殖户融资来加强上游产业，印尼将持续陷入年度牛肉价格上涨和零敲碎打式政策的循环。
控制牛肉价格不仅仅是下游价格干预的问题，而是需要从上游到下游进行全面的整顿。如果没有勇气进行结构性改革，价格波动将会反复出现，国家粮食安全将依然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