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委内瑞拉和伊朗地缘政治局势影响的全球油价，加剧了印尼电力成本上涨的风险，进而影响国家预算和能源安全。
全球油价的波动日益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包括委内瑞拉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伊朗的抗议活动，以及欧佩克+（OPEC+）成员国的限制。对印尼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不仅限于国际油价，还会逐步影响印尼原油价格（ICP），进而影响国家预算和电力供应成本。
委内瑞拉的例子表明，丰富的石油储量并不能自动保证稳定的供应。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国和欧佩克长期成员国，委内瑞拉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曾达到日产300万桶以上。然而，近年来，由于国际制裁、上游投资不足，以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管理不善，其石油产能已降至每日约70万至90万桶。
这种情况使得委内瑞拉不再是能源供应的摇摆国，而是结构性不确定性的来源。制裁政策或国内政治动态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市场预期，即便实际供应增加相对有限。委内瑞拉在更广泛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国内冲突，推高了全球油价的风险溢价。伊朗作为主要产油国和欧佩克成员国，因制裁面临出口限制，且争端导致其货币贬值。这加剧了地区冲突，并可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石油贸易的重要通道）的石油供应中断。
对印尼而言，风险传导是通过国际价格机制发生的。作为石油净进口国，印尼直接受到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在2023至2024年期间，国际石油价格在每桶75美元至85美元之间波动，与多个预算期的国家预算中设定的油价预期相比，这一价格相对较高。
进口成本的增加对财政部门产生直接影响。燃油和液化石油气的进口成本上升，导致能源补贴和补偿需求增加。这进而推高了电力供应基本成本，尤其是燃油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基本成本。印尼在2022年的经验凸显了这一风险的严重性，当时由于全球油价飙升，实际能源补贴和补偿支出超过500万亿盾。
尽管这一负担在2023至2024年有所减轻，但财政对油价的依赖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油价与国家电力行业之间的联系依然十分密切。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10%至12%的发电能力仍然依赖燃油，且主要集中在印尼东部和电力系统较为孤立的地区。柴油发电厂在全国能源结构中的发电成本最高，因此对油价波动高度敏感。
当油价上涨时，电力生产成本会急剧上升。然而，出于社会稳定和通胀方面的考虑，电价调整往往受到限制。成本差额最终由政府向国家电力公司提供补偿。此外，部分国内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价格仍然与国际油价间接挂钩，从而将风险传导至电力行业。
因此，涉及委内瑞拉、伊朗、欧佩克+的地缘政治升级，以及委内瑞拉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加剧印尼国家电力系统的成本压力。最终，将影响国家收支预算。
委内瑞拉的案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教训。过度依赖石油，缺乏足够的再投资和强有力的治理，实际上会造成长期的脆弱性。对印尼而言，类似的风险并非来自石油储备，而是来自能源结构转型，特别是电力行业的转型进程的滞后。
只要柴油发电在某些地区仍是主要能源解决方案，且财政政策继续发挥应对能源波动的缓冲作用，国家能源安全就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在日益碎片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种做法会加剧中期财政风险。
展望未来，能源政策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结构性调整。首先，应加快减少柴油发电，尤其是在爪哇岛以外的地区。通过整合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系统，降低能源供应对全球油价的直接接触。
其次，应改革天然气和电力定价机制，使其更好地反映系统效率，同时降低对国际油价的依赖。
第三，必须更具战略性地利用财政空间。虽然油价并未大幅上涨，但政策重点应放在电网投资、系统互联和系统灵活性上，而不是仅关注短期的电价稳定。
第四，能源转型需要纳入国家韧性框架内，而不仅仅是环境议程。
委内瑞拉的不稳定局势，加上伊朗国内的紧张局势，以及欧佩克+的动态，凸显了全球石油市场波动日益呈现结构性特征。对印尼而言，其影响不仅限于贸易平衡和燃油补贴，还关乎国家电力系统的可持续性。未来电力供应的韧性将更多地取决于能源行业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而非仅取决于全球石油价格的变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