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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949年 / “粒米百元”——恶性通货膨胀给中行带来严重影响

从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内物价比战前(1937年6月)上涨了36万亿倍,粮价比战前上涨了47万亿倍,分别比通货增发倍数超过了248倍和324倍。1949年5月21日,上海大米每石价格为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算,买一粒米就需要金圆券130多元。“粒米百元”成为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狂涨的真实写照。 恶性通货膨胀与货币崩溃给中行的经营管理带来了不少问题。 一、对中行资本额的影响。 1948年8月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后,中国银行的资本总额6000万元,按300万对1的比率折合成金圆券,仅合20元,根本不能代表中行的实际资本。关于币制改革后中行资本金问题,中行常务董事会做出决议:就本行所有兑换盈余、证券盈余和历年各项提存准备等,共计金圆30800余万元,拨出6000万元,作为资本升值之用,按股平均分配,每股面值金圆100元,共计60万股,合金圆6000万元,即为中行资本总额。 二、存户要求清偿战前存款。 因战争关系,很多银行存户一直未能提取存款。抗战胜利后,因为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存户损失严重,纷纷要求银行清偿存款,并补偿损失。而银行认为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不应由银行负责。 1947年12月25日,政府公布了《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对于战前存款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补偿比例和实际物价上涨的指数相比,相差甚远,引起了存户的极大不满,海外华侨尤为气愤。从以下两个例子中便可看出当时民众存款损失之严重。“存户林庆英等六人,战前定期存款22笔,共计大洋1358万元,根据清偿条例清偿,再以300万比1折合金圆券,存款20年,只得金圆券700多元。古巴归侨麦九根,出于爱国热忱,1946年4月将1200元美金汇入国内,合法币144万元,等到1948年回国收取汇款时,只能折合金圆券0.48元。” 根据福州中行及其所属各行截止1941年12月的统计,其战前存款应清偿的总数就达950亿元法币。由此推算全中行系统应清偿总数,金额之庞大可以想见。 三、钞荒严重,票据泛滥。 通货恶性膨胀后,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了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银行应付提存发生困难,中行各地分行往往要求上海中行接济现钞,而上海分行每日从央行所能领到的现钞数目,还不能满足自身需要。可见当时钞荒的严重情况。物件飞涨,现钞匮乏,作为交易筹码的支票、本票,在市上流通数量随之剧增。据上海中行资料记载,1949年2月,上海票据交换所交换张数为543万多张,3月份猛增到1362万多张,严重影响了票据交换工作的正常进行。 四、不少地方改用银元,给收付业务带来问题。 1949年春,金圆券面临崩溃,不少地区的收付改用银元,但是银行受到规章限制,对该项收付难于处理。中行将有关问题向中央银行请示,却又得不到及时回复。对中行的收付业务带来了一定影响。 从以上几种情况可以看出,在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面临崩溃之际,中国银行的工作处于十分混乱艰难的境地。

January 25th, 2011 | Posted in boc | Read More »

1939年-1945年 / 努力争取侨汇,积极支持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急需进口大量军用物资,外汇需求骤增;同时出口贸易又因战争关系受到阻碍,增加出口收汇十分困难,外汇供需差距逐渐扩大,因此努力争取侨汇就显得更有意义。中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在海外设有多处分支机构,因此财政部责成中行统筹收集侨汇。中行努力克服战争带来的困难,积极办理侨汇。 一、克服战争困难,积极组织和解付侨汇。1938年5月,厦门沦陷,民信局和银行同业的侨汇业务多数陷于停顿。中行利用鼓浪屿租界的条件,直接解付临近地区侨汇,同时派员接运侨信绕道送到泉州,由泉州支行疏解侨汇。后又在永春、涵江等地添设机构。由于中行解付侨汇迅速安全,南洋各民信局纷纷委托中行代为解付,一时福建侨汇几乎全部集中到中行代解。 华侨巨子陈嘉庚曾在《南洋回忆录》中评述此事:“南洋侨胞逐月内汇寄家之款,总计不下千余万元,间接增厚国家经济力至大。数月前敌陷厦门,波及潮汕、闽粤海疆受制益甚。而各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于是我侨胞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而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多远,路无论通塞,皆乐于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 二、增设海外机构,组织侨汇金融网。抗战前期,为了进一步吸收侨汇和战时需要,中行在海外陆续增设了18个分支机构。中行还与邮汇局订立“吸收侨汇合作原则”,规定凡中行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或已有代理行的地方,由中行承揽侨汇。在国内,则不论付款地中行有无机构,均尽量利用邮汇机构设点普遍、投递迅速的优势,委托邮汇局解付侨汇。 三、动员侨资内移。欧战开始后,中行意识到东南亚一带已成为日军南进的目标,便广泛动员侨胞考虑自身资金安全,设法将资金内移,或者投资或者移作存款,支持国内抗战和生产建设。居住在泰国、缅甸、越南等地的侨胞,因当地有外汇管制,侨资内移比较困难。但在中行的协助下,也取到了一定的效果,1940年仅泰国华侨汇回国内存储的款项就有两亿多元。 中行在战时努力争取侨汇的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对支持抗战和维护战时金融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中行成为经收侨汇的主力。抗战前4年(1937年到1940年),全国侨汇汇入累计40.5亿元法币,为同期财政收入的126.8%,平均每年汇入侨汇10亿元左右,抵补贸易入超绰绰有余。中行经收的侨汇在全国侨汇总数中所占的份额,1939年为14%,1941年增加到46%,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尽管整个侨汇收入时增时减,但是中行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成为经收侨汇的主力。 二、经收侨汇过程中,中行主要海外分支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到1945年的7年中,中行经收侨汇共折合法币35.7亿元,如果将侨汇补助金计算在内的话,解付侨汇汇款超过160亿元法币。1939年,新加坡中行经收的侨汇占全中行侨汇总数的97%;1940年,纽约中行经收的侨汇约占全行总数的25%左右,以后逐年增加到75%;1944年,伦敦中行侨汇汇入也增加到总数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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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943年 / 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抵制日伪金融侵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除在军事上保持强大压力,政治上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外,还进行“经济侵略”,想利用金融、经济手段搞垮政府。 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处于与日伪进行金融斗争的第一线。中行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措施,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抵制日伪的金融侵略。 一、采用灵活、隐蔽方式解付汇款。 上海中行为解付天津等地的大量汇款,平抑上海汇划贴水以及应付本身和南京、杭州等地联行的提存,需用大量法币现钞。限于当时环境,钞券不能自运,库存储备又不能太多,所以设法将现钞的调运和资金的拨付通过汇丰银行进行。由中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装运到上海汇丰银行,再分批转给上海中行,并使用寄库方式作为掩护,存欠收付不在上海中行帐面上反映。 对于政府机关的汇沪款项,设法加强隐蔽。从1940年9月起,所有重庆到上海的军政汇款,一律改汇香港,由香港中行设法转汇,以免暴露。 二、努力维持华北法币地位。 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建立后,天津中行停止供售外汇。当时,因为存在私人南调资金和购买南方物资的需要,所以经常会有到上海的汇款,因而上海法币价格高于天津。为了维持法币在华北的流通,天津中、交两行决定,凡委托两行往上海汇款的,按规定收取1‰的手续费,对上海地名的法币也同样接受。由于在上海租界内中外银行仍用法币买卖外汇,天津地名的法币可向上海汇款,还能在上海买到外汇,增强了人民对法币的信心,使得法币在华北沦陷区内仍占主要地位。 青岛中行所发行的青岛地名券也同样受到日伪压力,被强制贬值和禁止流通。为了维护持券人利益,中行委托香港汇丰、麦加利(渣打)两银行转托它们的青岛分行代为收兑法币。垫付的款项由上海中行归还给它们在上海的分行。1939年3月到5月期间,上海中行共代为拨还350万元。 三、拒绝交出京津两地库存白银。 中行在京津两地的库存白银共有2000多万元。其中天津部分存放在法租界内的中行库房,北京的白银存放在使馆区内的中法工商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库房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得到这批白银,对中行天津分行负责人多次进行威逼利诱,中行负责人均予以坚决拒绝。加上英、法使领馆的保护,日方无计可施。 四、抵制日伪发行中储券。 伪中储行成立之前,国民政府便举行金融会议,安排抵制中储券。伪中储行依仗军政势力,强行推行伪币。汪伪特务曾持中储券向中行上海分行强迫存款,中行先以不再开新存户拒绝,被迫无奈,便在存折上注明“不付利息,提存时仍以原券支付”。后来,法币与中储券斗争加剧,发生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中行员工遭汪伪特务枪击,造成两死一伤的血案。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五、支持抢购沦陷区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伪的金融经济斗争以由货币金融战转变到以物资经济战为主。1942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战时争取物资办法大纲》,规定“抢购物资之资金得由抢购人请求主管机关商请国家及地方金融机关予以汇兑之便利”。中行总处通函各分支机构予以积极配合。 为抢购沦陷区物资,平抑后方物价,中行参与筹组通济贸易公司。该公司一经成立,即从上海购到棉纱布匹4000件,又在安徽界首抢购棉织品一批,安全运抵内地。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行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有针对性的采取了多种措施,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我方资产,维护了法币信用,有效地抵制了日伪的金融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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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941年 / 平衡上海汇市,全力维持汇价

抗日战争开始后,上海资金外逃,外汇需求猛增。1937年11月中旬,上海、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后,逃汇之风更加强盛,外汇市场供不应求。11月上半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每周供汇达50万英镑,到下半月,猛增到每周150万英镑。 伪华北政府组建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不兑换纸币,后又限期禁止法币流通,这部分钞券纷纷涌入上海。政府为防止敌伪乘机套购外汇,颁布《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及《购买外汇请核规则》,实行进口外汇管理。除政府机关用汇由财政部审批外,所有商业性外汇的审核及供应全由央行负责办理,每周审批一次。央行严格外汇审批标准,5月份核准额仅为申请额的18%,6月份降到8%,7月份降到3%。进口商和投机者纷纷转向市场求购,上海汇市一缩再缩,6月13日,汇丰银行挂牌英汇8便士,比法定价下跌了45%。 中国银行积极采取措施,维持法币汇价。 一、为平衡汇市摊垫外汇。 政府为维持法币汇价,要求中、交两行参与上海外汇市场买卖,调节供求,平衡汇市。作为国际汇兑银行的中行担负起平衡汇市的主要责任。中行副总经理贝祖诒遵照董事长宋子文指示,在香港主持此事。贝祖诒依照外汇市场变动情况,安排上海、香港两地中行在上海和香港参与外汇买卖,适时抛售,打击投机,稳定汇市。从1939年2月到1941年8月,中行为平衡汇市共支付外汇约797万英镑和1442万美元。 二、承办并垫付平衡基金利息。 为了遏制法币与英镑比值的过度变动,保持法币信用,1939年3月10日,中英双方设立了中英货币平衡汇兑基金,基金总额1000万英镑,双方各出500万英镑,分别由中国、交通、汇丰、麦加利(渣打)四银行承担。英方两行所垫500万英镑基金,年息2.75%。此垫付利息一直延续到1943年4月1日,中行垫付8期利息共33万英镑,连同摊认平衡基金325万英镑,共计358万英镑,折合法币1.18亿元;摊认平准基金600万美元,折合法币1.12亿元。 三、配合平准会消灭香港法币黑市。 1941年4月下旬,中、美、英三国同时宣布成立平准基金,由美方摊认5000万美元,英方摊认1000万英镑(包括之前借平衡基金500万英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摊认2000万美元,共计11000万美元基金,用以稳定法币汇率和促进三国间的贸易。平准基金会于1941年8月在重庆成立。 抗日开始后,大量法币流往香港,香港出现法币黑市。为打击黑市,香港政府于11月6日颁布《国防金融补充条例》,规定从11月14日起,非经香港政府特许,不得向港输入或由港输出法币现钞。平衡会从该日起,用原有基金余额,在港购进法币现钞,以维持法币价格不再下跌。11月27日,平衡基金会账目结束,中行受平准、平衡两会委托,继续在港执行此工作。从11月27日到12月5日,中行共购进法币2040万元。 平衡上海汇市,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货币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政府维持法币在沦陷区继续流通,巩固法币信用的主要手段。平衡上海汇市的工作,符合当时抗日战争需要,是对长期抗战的有力支持,但是同时也使得一部分外汇被敌人套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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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942年 / 加强钞券调运,供应抗战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沿海富庶地区大部分相继沦陷,财政收入锐减,而军费支出却不断大幅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扩大,政府虽大量举借内债、外债,仍无法弥补,只能由银行垫款解决。1937年到1942年间,政府财政赤字为357.2亿元,军费支出294.4亿元,银行垫款达到377.1亿元。战时军费支出数额巨大,用款地点事先缺少安排,用款时间往往又很急。因而银行钞券的供需矛盾相当突出。 中行面对当时券料紧缺,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为保证各种款项特别是军款支付的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全力组织调运钞券,设法吸收钞券。 一、改分区发行为集中发行。抗战前夕,四行法币发行总额14.07亿元,其中以中行发行5.10亿元为最多,占总额的36.2%。抗战开始后,政府西迁,金融网点也随着向西南、西北地区延伸,中行钞券流通的范围扩大。中行在战前实行的分区发行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中行总处为了集中运用全行资金,灵活调剂各地联行的头寸,以便发挥资金的更大效能,于1939年6月决定改变分区发行为集中发行,在香港成立集中调拨委员会和集中发行处。 自1939年8月1日起,中行的发行及资金调拨工作统一于总处,各地联行头寸由总处统一调剂盈虚,各行所需券料,也由总处区别轻重缓急予以统筹。对于缓解当时钞券供需矛盾,保证军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自行办理钞券内运。自广州沦陷后,中行钞券大部自香港经海防内运。1940年6月,日本胁迫法国政府禁止从越南转运物资到中国内地,海防一线便无法利用。随后,主要通过滇缅公路进行运输,但由于该路运输以抢运军品为主,委托转运钞券,很可能被延误。在这种情况下,中行决定购买卡车,于1940年10月成立临时运输处,自行办理钞券的内运。 中行运输处的运输范围主要包括:中行钞券和代运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行的钞券,中行及其所属的单位的物资,红十字会药品等。运输处在缅甸的腊戍设立总处,下设多个运输站和修车厂,到1941年10月,运输处员工已增加到500多人。 中行建立运输处两年来,运送钞券1022吨,运进机器2080吨,汽车零件395吨,汽油、机油383吨,车胎2000套,代运兵工署物资70吨,工矿调整处物资92吨,红十字会药品171吨,代运国营出口外销物资钨砂、锡、桐油、生丝等2000吨以上。 三、建立无线电台,便利资金调拨和汇款工作。抗战期间,邮电通讯大受影响,一份电报要3到5天才能送达,电文还时有错漏;一封信要十天半月才能寄到,丢失更是常事。为此,经呈报批准,中行组建起了自己的无线电台网络。 1937年冬,中行领导机构迁往香港工作,为加强与各地分行联系,于1938年3月先在广州架设电台,电报通过广州中转。1938年7月,又在深圳设立无线电台。后来,中行总处迁往重庆,中行电台网络逐步扩大。中行无线电台分总台、分台和支台三级建制,总台设在重庆,分台设在银行业务量较大的城市。 中行建立起电台后,加强了行内的联系沟通,推进了业务发展,对于加速军政汇款的汇解和灵活联行头寸、调拨券料,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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